一、小引
邓广铭（—年），民盟成员，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宋史学家，字恭三。年3月16日生于山东德州临邑。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深受指导胡适的赞赏。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先后发表《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到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撰写了《岳飞》一书，把岳飞传记的写作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
一、小引
为了要参考论述辛稼轩词的几篇文章,也为了要拜读悼念夏承焘先生的几篇诗文,特请友人代购来《词学》第六辑一册。翻读之际,看到了蛰庵先生的《范开》一短文,读后深受启发,但也觉得略有应加商榷之处。今先摘录此文的前段于下:
稼轩词集有淳熙戊申正月门人范开序,此人仕履,诸家均未考得。或疑即集中之范郭之,亦即信州本词中之范先之。余近在嘉庆《松江府志》中得范开所撰《龙潭寺记》,署“嘉定己卯夏五月既望竹洞翁记。”文谓“相国成公季子吴越钱流为华亭舶官,因天台僧磊云言龙潭感通之异,故奉先世所藏佛牙、五色舍利凡二百余颗,惮作庵供。忽青蛇出现,众所共睹。洛人范开,久客钱门,远陪东阁,目击胜事,因公以记文见属。遂尔有作”。由此可知范开盖洛人,晚年号竹洞翁,别稼轩后尝依钱象祖,课其子沆也。嘉定己卯去淳熙戊申己三十一年,其时稼轩己下世,范殆己愈古稀矣。
在半个世纪之前,我曾写过一本《辛稼轩年谱》,于淳熙九年条下曾从《至元嘉禾志》摘引了竹洞翁的《白龙潭记》(实即《龙潭寺记》),并据其中的“洛人范开”句,断言“则其祖籍应为洛阳”(因宋室南渡后,洛阳即陷入金朝统治下)。蛰庵先生大概不曾看到过我的那本《辛谱》,所以他所说的“均未考得”的“诸家”,应不包括我在内。但我在《辛谱》的淳熙九年条内,除断定其祖籍为洛阳外,以下的一些考证文字则又全无一字说得谛当,故也仍然是“考”而未“得”,只是在读了蛰庵此文之后,才又引发起我要再作一次考证的念头,所以觉得十分可感。考证留待下面再作,现且先提出一点商榷意见,即范开是否于“晚年自号竹洞翁”的问题。
二、范开与竹洞翁并非一人
嘉庆《松江府志》我未去查阅,但以蛰庵从中节引的一段文字与《至元嘉禾志》所载同文相较,则文章题目应以《松江府志》所载为是;至其引文,我颇疑心乃是由蛰庵加以缩写的,尽管引文的前后都加了引用号。书籍屡经翻刻,文字必多讹脱,此在《松江府志》必亦难免。即如引文中“因天台僧磊云言:龙潭感通云异”一句,在《至元嘉禾志》中本作“后因天台僧隆磊云游来此,闻龙神感通之异”。很明显,天台僧的名字本为隆磊而非磊云,隆字被漏掉了;下边的“云”乃“之”字之误,则可能是《词学》排版时致误的。至于因“洛人范开久客钱门,远陪东阁,目击胜事,因公以记文见属,遂尔有作”诸句,而即断言署名竹洞翁之作者即范开其人,那却应出于蛰庵的误会了。我所说的误会,大概是出在对“因公以记文见属”一句的理解上。
“因公”云云的语句结构,在《白龙潭记》的全文中凡有三处,今俱摘钞如下,并略加分析。
(1)华亭在三辅为壮县。……邑有黄道者,自童卯出家,……每慨江湖禅钠鲜有放包之所,……以为神龙潜跃升腾变化之区,是必福地,乃超然有拔俗之志,遂卓锡诛茅,结庐其上。……于是邑人尊其德,高其行,相与捐金助成其志。……丁丑岁,天台僧隆磊云游来此,闻神龙感通之异,因公造室之难,归语舶官吴越钱沆,乃故相国成公季子也,钱具大信根,闻而叹曰……
这一段中“因公造室之难”一句中的“公”字,当即指记文开头处之“邑人黄道”而言,但此“公”在这里乃宾语而非主语,此句与其前“闻神龙感通之异”一句的主语,却均是“云游来此”的“天台僧隆磊”其人。其“归语舶官钱流”者也仍为此人。
(2)钱[沆]具大信根,·····一口至潭上,奉先世所藏佛牙五色舍利分施之,凡二百余颗,归作龙供。忽青蛇出现,众所共睹。……因公将营浮图而奉安之,上以祝六龙无疆之万寿,下以祈一切有情之百福,所愿年谷顺成,雨时若,……则华严比丘续佛彗灯于不灭矣。其庐名以舍利,义盖取此,乃实录也。
这一段中“因公将营浮图而奉安之”一句中的“公”字乃是指钱沆而言,尽管“公”字前有一“因”字,而这一句却是承上启下的一句主语。如果换为现代口语,这一句便应改作“因此,钱公打算建塔加以供奉”。此与例一不同。
(3)洛人范开,久客钱门,远陪东阁(按:此因钱之父曾居相位,故称沆为东阁,正如称皇太子为东宫也),目击胜事,因公以记文见嘱,又恶得而辞焉。姑迹见闻之有可书而书焉。……嘉定己卯夏五望竹洞翁记。
这一段中的“因公以记文见嘱”一句中的“公”字,乃指钱沆而言,但此“公”在这里也只是宾语而非主语,此句的主语乃是那位“久客钱门”的“洛人范开”。如果换成现代的口语,则应是那位久客钱门的洛人范开,秉承钱公流的意旨嘱托我写篇文章以记其事,我又怎好推辞呢?所以,这个洛人范开,只是一个把钱沆的意旨转告给竹洞翁的人,而他决不就是洞翁。试想,假如真是同一个人,既然在文章的两行之前,刚说出了范开的姓名,何以到署名之时反而又隐姓名地自称为竹洞翁呢?这当然是无法解释得通的。范开其人的生平事历虽难尽考知,但关于他的家世则可考见其梗概,如下节所云云;至于竹洞翁其人究为谁何,则真正是“无可奉告”了。
三、论证范开是范祖禹的后裔
在辛稼轩的词集中有一道送范廓之的《醉翁操》,在调名下有较长的一段小序,今录其全文于下:
顷予从廓之求观家谱,见其冠冕蝉联,世载勋德。廓之甚文而好修,意其昌未艾也。今天子即位,覃庆中外。命国朝勋臣子孙之无见任者官之。先是,朝廷屡诏甄录元祐党籍家。合是二者,廓之应仕矣。将告诸朝,行有日,请予作诗以赠。属予避谤,持此戒甚力,不得如廓之请。又念廓之与予游八年,日从事诗酒间,意相得欢甚,于其别也,何独能恝然。顾廓之长于楚词,而妙于琴,辄拟醉翁操,为之词以叙别。异时廓之绾组东归,仆当买羊沽酒,廓之为鼓一再行,以为山中盛事云。
在一九三八年我编写《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时,我接受了梁启超认定范廓之即范开的字(后以避宁宗嫌名,改先之)之说。后又从《至元嘉禾志》的《白龙潭记》中看到“洛阳范开”字样，遂即定范开之祖籍为洛阳,而到元祐党籍碑去查找范姓人物。除吴郡的范纯仁兄弟三人,四川华阳郡的范百禄、范祖禹二人外,仅有江西南城之范柔中一人。华阳、吴郡范氏皆望族,其后裔即使在南宋移居他地,自亦不会改其祖籍为洛阳,因而推测范开可能为范柔中之后,但柔中祖籍是否与洛阳有关,则置而未论。自五十年代以来。虽对《辛谱》及《稼轩词笺注》屡加修改,而对这一问题亦竟未再忆及。今读蛰庵文后,方恍然联想到,此一“洛阳范开”,与江西南城之范柔中全无关联,实即华阳范祖禹之裔孙也。范祖禹以参加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的工作,《宋史》本传说他因此而“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其后虽因司马光的荐举而到开封去做官,以及晚年的出知陕州,贬谪永、贺、宾、化诸州,估计他的家属并未随同前往,亦即仍留居洛阳。他有两个儿子,长曰范冲,次曰范温。范温是秦观的女婿。蔡绦的《铁围山丛谈》卷四载有他的一段故事: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字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温,实奇士也。一日游大相国寺,而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方自相谓日:“此《唐鉴》儿也。”又,温常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遂起,叉手而对日:“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按:“山抹微云”为秦少游词中名句,必即是此侍儿刚歌唱者。)
在这条记载中,蔡绦虽说:他曾帮助范温得到了官职,但究系何官,并未指实,而在此以外,范温的仕官履历又全都无考。范温有两个儿子,一名仲艺,字东叔;一名仲芑，字西叔,皆进士出身,也都曾仕宦于南宋朝廷和某些州府,且都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如陆游、陈亮等相交往。与其父相较,范仲芑弟兄二人的知名度都是稍高些的。然而不论范温或其一几子,全都是自称或被称为华阳人士,而从未自称或被称为洛阳人的。
范冲的情况却不然。我虽迄今并未见到他自称为洛人的记载,但在他于宋高宗绍兴五六年内(一36)整理的司马光《涑水记闻》的手稿,其中保留了涉及吕夷简谗害宋仁宗郭后的事,夷简之孙吕本中深为不满,便向人说道:“温公《口录》、《涑水记闻》多出洛中人家增加之伪”(《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五)。这里所说的“洛中人家”,当然是指范冲其人,尽管范冲在宋室南渡之后也己与司马光的后人以及赵鼎一家全都迁移到衢州去居住了。范冲也有两个儿子,长名仲熊,次名仲彪。此二人也都是自称或被称为洛阳人的。范仲熊的生卒年俱无可考。当金人出兵进攻北宋时,适任河内县丞。靖康元年()末,他受怀州知州霍安国之命,与金方军事首脑进行谈判,曾一度为金人所扣留,遂于其时写《北记》一书。此书已佚,但徐梦萃于《三朝北盟会编》中曾有数处摘引其中的大段文字。如卷六一靖康元年十二月六日记事引《北记》云:
仲熊往北城上见〔霍」安国,坐间见金人差泽州书吏一人来下文字,……安国云如何回答,即遣仲熊行。须臾一燕人来相揖,少顷三十余骑来相揖,……内有燕人云:“是做《唐鉴》者孙子也”。
同书卷六十三,同年十一月十八日记事又引《北记》云:
前知泽州高世由,金人差为西京留守。仲熊遂因高世由令其子往粘罕寨献酒回讫,说与世由“闻说龙图（按：指高世由之子）得国相(按:指粘罕)指挥,招集西京人还北。仲熊亦是西京(按:即洛阳)人,合还乡里”。……世由即达一书于番官韩仆射云:“世由初至洛阳,人情未安,有十豪范仲熊,见在郑州收管,乞命还乡同共干当。”韩仆射以书呈,粘罕不乐,曰:“范仲熊是结连背叛不顺大金之人,偶己贷命,不欲根治。今来
高世由知其土豪,当此之际,却令还乡,有何意思!”高世由闻之大恐,遂止。
从上引两段《北记》的文字可见,范仲熊不但自称为洛阳人,而且还被人称为“洛阳土豪’,。也许范仲熊当时在洛阳己购置了许多田产,所以才被称为“土豪”的吧。此事大概己难考知了。但范仲熊虽不久即从金人的羁留中解脱出来,而其在此以前和以后的政治活动,却都有不少问题。例如他的初次得以“仁宦为吏”,据王庭秀所说,是“在宣和末进用,实出梁师成门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廿二,建炎三年四月甲寅记事),是很不光彩的。之后,不久即又在“明受之变”中参与了苗傅刘正彦的集团,被升擢为吏部员外郎,以致在事败后受到了“除名,柳州编管”的处分(用上条记事)。五年之后虽又因赦而叙复官职,而到绍兴十六年()秋季,他到了杭州,却又为人所弹劾,“诏令临安府差人押出界。日后不得至行在”(《要录》卷一五五,是年七月丙子记事)。这样一个范仲熊,官职和居址既都徙移无常,想来他只好始终自称为洛阳人了。
范仲彪字炳文,其生卒年亦俱无考。他平生以何为业,是否曾有过一官半职,也同样无法考知。其姓名见于宋人史籍文集中的只有两处。其一为《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六月末有一条记事云:
是夏,故相赵鼎之子右承事郎汾,奉鼎丧归葬于衙州常山县。时李光之狱始竟,而守臣右中奉大夫章杰与鼎有宿憾,杰知中外士大夫平时与鼎有简犊往来……奇货,乃遣兵官同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酿为名,驰往掩取。……蒙之书片纸遣仆自后垣出,密以告汾,趣令尽焚筐中书及弓刀之属。比兵官至,一无所得。杰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与故侍读范冲之子仲彪,拘于县官之所。蒙之母诉于朝,太师秦桧咎杰己共,诏移蒙之兰溪尉,下其事于浙东安抚司,事遂息。
在这条记事中,除了说范仲彪为范冲之子,并因受到赵鼎、赵汾父子的连累而曾被拘絷外,再未多提供有关范仲彪生平事迹的任何一条信息。
其二为朱熹的一篇文章。《朱文公集》卷八十一,《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中涉及范仲彪者凡有数事:
绍兴己已(),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杰之祸,自信安(今浙江衢)来客崇安(今县,属福建省),予得从之游。炳文亲唐鉴公诸孙,尝娶温国司马氏,及谏议大夫(按:司马康卒后赠右谏议大夫)无恙时为子婿,逮闻文正公事为多,时为宾客道语,亹亹不厌。_且多藏文正公遗墨。尝示予以《潜虚》别本,则其所闻之文尚多,问之,云:“温公晚著此书,未竟而薨,故所传止此。”……
是时又得温公《易说》于炳文,尽《随卦》六二之半,而其后亦阙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誊温公手摹(稿?)适至,而兴亡之故,所存止此。……
时又尝问炳文:“或谓《涑水记闻》非温公书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温公《口录》,月别为卷,面记行事,皆述见闻,手笔细书,今可复视,岂他人之所得为哉。特其间善恶杂书,无所隐避,使所书之家或讳之而不欲传耳。”
炳文又云:“金虏入洛时,从温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群盗,执以见其渠帅,帅问何人,应曰‘司马太师家也’。群盗相顾失色,且讯虚实。因出画像及敕告之属示之,则皆以手加额。既而俯仰叹息,谓炳文日:“向使朝廷能用汝家太师之言,不使吾属披猖至此矣。凡吾所欲杀掠者,蔡京、王黼辈亲旧党与耳,汝无恐惧为也。”亟传令军中,无得惊司马太师家。双揭榜以晓其后曹。以故骨肉皆幸无他,而图书亦多得全。”……
朱熹这篇《书后》是宋孝宗淳熙三年()写的,当时范仲彪明明早己移居信安,而朱熹却仍称之为“洛人”,此又印证,范冲的后人,己是举世公认的洛阳人。文中所记述的他与范仲彪的会面长谈,是在宋高宗绍兴十九年()(据上文所引《系年要录》,其事却应在绍兴二十年。文中说范仲彪成为司马康的子婿时,司马康尚无恙,此则大有问题。据范祖禹所撰《司马康墓志铭》(《范太史集》卷四十一),司马康之卒在哲宗元佑五年()九月,并谓康有三女,“长适假承务郎杨克觐,先君卒;其二皆幼。”是知范仲彪之与司马康女之成婚,决非司马康生前之事。再查范冲之卒在绍兴十一年,年四十一,由此推其生年当为治平四年()。假如范仲熊、仲彪兄弟二人之出生均在范冲二十岁之援至三十岁之前,大致相当于哲宗元拓之初至绍圣之末(一),是则在司马康病卒之前,即使仲彪己既出生,亦不过为一两岁之婴儿,至金兵入侵,仲彪伴同司马光家属逃难之时,当己是三十六七岁之人;迨与朱熹会晤之际,应己在六十岁左右了。范祖禹在《墓志》中还说,他与司马康同修《资治通鉴》,同为正字、著作,同修《实录》,同侍经筵,相与犹一体”,是则仲彪自童幼之时即可由其父祖口中习闻司马光家情事。固不必专待与司马氏成婚之后也。仲彪之婚娶司马康之女,此为朱熹这篇《书后》所提供的理应受到重视的一个信息,而竟是这样一个附着了极大谬误的信息,不免令人遗憾。可是,不管怎么说,范仲彪之为司马康的子婿(虽不知其事究在何年),即
衢与信相距较近,又同在一交通要道上。故一旦范开仕宦而还家乡,即可随时去信州而与稼轩相会也。但是,他究竟是仲熊之后呢,是仲彪之后呢?是仲熊或仲彪的子嗣呢,还是哪个人的文孙呢?对于这一问题,就缺乏任何资据可以推考了。然而我却偏想凭空测度一下。
我在前以范冲的生年()为根据,推断范仲彪之生年当在元祐五年前后,这样就较朱
熹所述仲彪生年推后了将近二十年。如果这一推测不中不远,范仲彪的年龄应长于辛稼轩五十岁左右,则其子嗣之年龄均应长于稼轩。范仲熊之子嗣更是如此。据此推算,则于孝宗淳熙九年(l)赴信州从学于稼轩之范开,应为仲熊或仲彪之文孙而非其子嗣。范开如于淳熙九年二十岁左右之人,则其辞别稼轩赴杭求仕之绍熙初元,范开尚未满三十岁;到宁宗嘉定(十二年)己卯()竹洞翁作《白龙潭记》时,为近六十岁之人。至其父为何人,其祖为仲熊抑为仲彪,则全都是更难考知,而也似乎无需考知的一些问题了。
《自龙潭记》中说范开“久客钱门”,此事始于何年虽亦难于考知,但这句话却也反映出来,他的赴杭求仕的意愿大概未能得遂,在虚此一行之后(或者更晚许多年)就到钱象祖家去作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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